宪法价值之实现不仅关涉宪法主体对宪法权威的社会认同，而且也成为人们良好宪法愿景能否实现的重要判断标准。
责令赔偿既有可能属于责令改正，也可能属于行政裁决。责令拆除在建违法建筑设施通常包含了两个阶段：其一是责令停止建设，其二是责令拆除已建成部分建筑设施。
行政执法者的这种行为就属于责令实施违法行为的私主体赔偿其他私主体的损失，且法律性质就非本文所述的责令改正行为，而应该属于行政裁决行为。[3]参见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36页。就法理而言，第一性法律义务[7]是由成文法律规范直接设定的社会主体的非自由状态，这种非自由状态是人类社会秩序得以形成与维系的根本条件，而社会秩序则是人类得以存在与延续的前提。本文首先分析责令改正行为的法理特质，在此过程中将责令改正行为与行政处罚行为及行政强制行为进行法理特质上的对比，从而凸显责令改正行为本身的独特性。[6]参见殷勇：《论责令改正行为的法律属性》，沈志先：《法官论文精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从责令改正的这一法理特质出发，我们可以认定它与其他种类的行政执法行为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应当是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可型式化的行政执法行为。三、责令改正的意思表示内部结构 明确了责令改正的一般法理特质是行政执法者具体化行政违法者所应承担的第一性法律义务的一种意思表示之后，还应对这种意思表示的内部结构深入分析，以便为进一步辨明一些特殊形态责令行为的法理特质奠定基础。庞德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了划分，[15]罗尔斯把正义分为了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
宪法价值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都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或由此及彼的传导性因素来进行，这种手段或传导因素便是宪法价值关系的中介。据此，作为宪法价值关系客体的宪法不包括观念形态的宪法（因它是内在的，不具有对象性存在的品格），而只是规范性宪法和实践性宪法（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的有机统一。这种划分，对于揭示基本权利义务在实现过程的对应关系，发现那些须经具体法律关系实现的规范在基本权利义务规定上不对应的问题，有着重要作用。宪法实现包括方面或三个维度：（1）宪法的事实性实现（宪法）。
微观的宪法价值实现过程，是指主体为一个公民、一个层次不高的社会组织，客体为一个宪法概念、一个宪法规范、一项基本权利权利等，在一定范围的具体时空或场合，宪法主体对宪法客体在价值上认知、体悟和认同。根据宪法的阶级本质和它们所依存的社会形态不同，宪法可以分为两种历史类型，即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这种划分，对于分析宪法价值实现的一般过程及其法律机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宪法具有不同的价值指向，对于宪法价值的评价就有公民个人评价、社会评价和国家评价，于是形成了公民评价关系、社会评价关系和国家评价关系，三种价值关系分别建立在宪法—公民价值关系、宪法—社会价值关系、宪法-国家价值关系的基础之上。宪法价值实现与宪法价值发生密切相关，可以说宪法价值实现是宪法价值发生的历史的、逻辑的继续。宪法评价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它随着主体本身不同而不同。
由此，以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来看宪法价值实现，就分为鼓励性后果的间接实现和制裁性后果的间接实现两类。同理，社会认同的宪法价值实现，就是社会认知体悟到的宪法对社会的效应，也包括两层含义：作为宪法价值客体的宪法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社会这个主体发生了效应。【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宪法价值评价研究（14BFX026）的阶段性成果。时代进入近现代，立宪主义成为时代主要精神之一，宪法成为人类认可和遵循的共同价值追求，所以国家政权掌握者都在创制宪法。
系统论认为，开放性、自组织性、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共同的基本特征。宪法价值实现的社会机制是指在宪法价值实现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与宪法价值实现所具有的正常联系，及其对宪法价值实现所发生的支持和维护作用。
公民是宪法价值实现系统的终极、根本主体，公民处于宪法价值认知、体悟和认同的中心地位。环境对宪法价值实现的影响在于，影响宪法价值实现的特征，影响宪法价值实现的方式，影响宪法价值实现的效果（速度）。
价值是一个关系的范畴，本身不存在‘主观或‘客观的归属问题，价值是一个‘第三世界。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则具有较明显的社会性特征，如第二十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这种划分的主要功能，则在于揭示调整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在整个宪法价值实现活动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法律病态出现时，保护性规范实现的有效作用方式及意义，有益于了解调整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在运作中如何形成有效的协调关系。[11]显然，德国基本法已经把社会原则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三）宪法价值实现机制 宪法价值实现的过程，宪法价值实现系统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宪法价值实现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宪法价值实现的机制（mechanism）。(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3）整体即成式：整个宪法价值是一次性（同时）形成的。前者如有的国家宪法把某种宗教教义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如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有的国家宪法将人民主权原则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如1831年比利时宪法），有的国家宪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有的国家宪法主张习惯惯例是国家意识形态（如1962年尼泊尔王国宪法），有的国家宪法奉行混合的意识形态（如1972年孟加拉国宪法），意识形态的文化规定的价值比较复杂，既可以有正面价值，也可以有负面价值。
[4]价值不是一个实体的范畴，也不是一个属性的范畴，而是一个关系的范畴。宪法本身的规律和宪法对主体的价值，这就构成了宪法实践活动的两个尺度——宪法合规律和宪法合目的，在宪法实践过程中实现宪法合规律性与宪法和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人民的代表者（或受托人），参加宪法价值关系，进入宪法价值实现系统。[15]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第73页。
[1]而张千帆认为：宪法的实施是指公权力部门依据宪法作出的国家行为。就前者而言，由于有一个集中、全面、系统地界定宪法概念、确立宪法原则、规定宪法规范的法律文本，而且这个文本处于根本法、高级法的地位，宪法的价值在这样一个文本得到集中体现，这样就更加有利于宪法主体去认知、体悟和认同宪法价值，有利于宪法价值的实现。揭示价值的本质，只能从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既然宪事法律关系的基本主体，无外乎公民、社会和国家，那么宪法价值的实现也就包括公民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社会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和国家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
宪法既然是在社会中运作，那么就必然与社会因素发生联系，受到它们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些因素推动宪法价值实现，宪法在社会中如果得不到一定社会因素的支持，则必然是得不到贯彻的一纸空文，另一些则阻碍宪法价值实现。途径之三：以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因素为标准，分为间接鼓励的实现和间接制裁的实现。
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蒲鲁东所谓的永恒正义(justice eterenelle)。宪治正义就是在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之间构建的最佳张力。
恩格斯曾从哲学的角度对自由进行界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0]第28条也规定：各州的宪法秩序必须符合本基本法意义范围内的，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共和、民主和社会合作政府的原则。
列宁曾经将国家制定的宪法文件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宪法分别称之为成文的宪法和现实的宪法，[13]旨在强调宪法的实施和实现。[9] 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885页。宪法价值关系的主体包括公民、社会（如商会、工会、农会、学会等等社会组织）和政府（广义的政府，构成国家机构的所有国家机关），我们分别称之为个体性主体、群体性主体和集合性主体。[24]按其表现形态，宪法价值实现的中介，可以分为物质性中介、精神性和物质-精神性的手段。
国际主导型宪法价值实现形态，就是一个国家的宪法价值的实现主要是国外的强大力量的推动。客体是整个宪法文本或整个宪法规范体系。
因为国家尽管其不同机关之间具有分工制约（如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分权制衡（如资本主义国家），但毕竟都是一个国家机构，都是同一个广义的政府，总体来说具有同一的主观需要和统一的客观功能。中介不是宪法价值关系的外在条件，而是宪法价值关系的内在要素之一。
业已发生的效应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为国家所认知体悟到或被国家所认同。[23] 界限是两者之间的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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